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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深度观察】3个不同家庭孩子的10年人生轨迹教
时间:2020-03-26 02:49    来源:未知    作者:admin

  大家还记得英国那部《56UP》吗,用56年来跟踪记录14个不同阶层孩子的人生轨迹,呈现了英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——

  在中国,导演郑琼,也做了相似的一部纪录片,叫《出·路》,她跟踪拍摄了农村孩子,小镇青年,国际大都市里的少女的人生十年,让你看到三个阶层的孩子,“读书”是如何影响命运的。

  老师是个农民,识一些字便抽空来教书。这间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,教起来不是太费力。学生虽然少,但老师同样很认真。

  “上学要打工,不上学也要打工,为什么要上学?”那是马百娟父亲的看法。结果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,直到校长出面游说,她才背上了书包。

  一口井,一条路,一间商店,一所学校,组成了野鹊沟,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,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,根本无人在意。

  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:“马百娟你来读一下。”马百娟读着课本,眼睛亮亮的,藏不住的笑意。像在教堂唱诗。

  虽然她没有足够的力气,只能以自己的足底为圆心,将身体前倾时的全部重量压在麻绳上,才拉动了这头驴。

  拉扯麻绳,解扣,拎起桶,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,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。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,水很珍贵。

  马百娟的爸爸60岁,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,妈妈有智碍。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。几个人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,就着一碟咸菜,默默咀嚼。

  鸡蛋、文具、牙膏,野鹊沟的杂货铺什么都卖。马百娟拿着一叠皱巴巴的纸钞,向老板一样样讲清自己要的——自动笔铅笔芯,一个五毛,两个大数学本,一共三块二毛钱。回去的路上,她像吃糖果的孩子一样满足。

  还是在土坡上,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,她说,“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,然后去打工,每个月挣1000块,给家里买面,因为面不够吃,还要挖水窖,因为没水吃。”

  漫长的夏日白天,她用书和电影打发时间。此外就是对着一幅已经完成一半的作品,妈妈在旁看了一下就走了,把私人空间留给她。

  “一代搞制造,二代搞金融,三代搞艺术。”虽然不完全吻合,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。

  父亲从事房地产,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,钢琴、舞蹈、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,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。

  17岁,辍学,她逻辑清晰,并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。骑着自行车,她转悠到南锣鼓巷,一眼看中一间铺面,租金两万。她租下了这个铺子。

  而她,也显示出了承担这份命运的决心。开张那天,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,门口已经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样子,打开了JVC的音响,摆出“open”的牌子,弄好风铃。

  面对497分,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,他感觉目眩,怀疑是命运的玩笑。497——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年,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,一天午后,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,连人带车栽下山去。徐佳如今和妈妈、弟弟局促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出租房,都是因为那次事故。

  清早5点,天光已亮,徐佳洗了把脸,穿好和昨天一样的橙色袖子棒球服,和弟弟一前一后,骑车拐入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,钻进枣红书桌上的教辅资料里。

  两次高考失利,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,冒冷汗,手发抖握不住笔,面对镜头说起时,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、咽口水。

  早年父母在广东打工。务农或打工,是老家村子最常见的两种人生选择。出一个大学生,是祖坟冒烟,了不起的事。

  又是一轮又一轮的模拟考,徐佳的心在恐惧和希望中摇摆,老师拿从三本考到重点的往届成功案例刺激复读班上的学生。

  咸宁考点,6-7-8日,高考就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事。校门口来了一些,大巴车如约到达考点。

  这个背对着镜头羞怯地笑的女孩子,第一眼简直认不出,是当初那个眼睛总是亮亮的马百娟。转学的水车小学里,学生嬉戏打闹,马百娟在门口,眼巴巴看着里面感觉自己格格不入。面对镜头,也总是回避。

 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,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,有电,有水,能吃饱饭。提起老家,父亲说,“不想老家,老家把我苦怕了。”

  水车小学的老师在做最后的努力,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,学习也在努力,被哥哥一句“纯粹不想念了”轻轻挡回去。

  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,2012年的袁晗寒,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。全世界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、开讲座,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,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。

  学校是座大型催熟剂,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。刚大三,宿舍里就在讨论“未来”。武汉给3千工资,深圳3千5,肯定留武汉啦。”

  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,反馈寥寥。一个“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”通知他去面试,他不敢怠慢,重金投资了正式的衬衫西装皮鞋。

  完成了母亲的心愿,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,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。“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。”

  2015年,从德国回来,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。公司聚餐的时候,他们讨论哪个vpn更好用。

  同年,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。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,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,她自己喜欢就好。

  对袁晗寒来说,开公司,就像当年两万铺租开个店一样,试错成本是很低的。她可以选择学业,选择职业,也可以选择,随时换个目标。

  现如今,他在武汉有了房,有了车,终于在武汉站稳了脚跟,总算挤进了城市中产的队伍,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。

  在影片中,徐佳和马百娟都是“没伞的孩子”,不过与马百娟相比,徐佳是幸运的,因为他还可以奔跑,而马百娟,连跑的权利都没有。

  袁晗寒则是那个“有伞的孩子”,即使外面,她的青春也依然悠闲潇洒,闲庭信步,因为爸妈早已为她撑起一把大伞,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的节奏慢慢走下去,尝试不同的人生可能性。

  比起英国的《56UP》,这部中国版,让我看到更多的还是希望。家里有伞的孩子,固然是幸运的,没伞的孩子,也不用唏嘘,毕竟我们大部分家庭,能给娃的大伞虽然没有,小伞还是有的,努力一下,还能给娃多撑一把伞;娃呢,他只要不疯不傻,只要愿意努力奔跑,就算起点再低,总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,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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